全球主权基金、央行等“大金主”的配置路径历来备受关注。它们对中国市场持何观点？碳中和趋势将如何影响其配置决策？

对此，第一财经日前独家专访了美国大型资管机构景顺（Invesco）大中华、东南亚及韩国区行政总裁潘新江。“以前主权基金要论证的是‘是否要投资中国’，如今要论证的则是‘为何不投资中国’，在未来五年，40%的主权基金计划增加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可观的投资回报、投资组合多元化等都是主因。”景顺于7月12日发布了年度《全球主权资产管理研究》，详细阐述了82只主权财富基金及59家央行人士的观点，旗下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9万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后全球资管机构对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以及气候变化的关注度空前。他称，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在组织构架层面采用ESG政策的受访者比重急剧上升，主权基金从46%升至64%，央行则从11%升至38%。另外，气候变化也剥离出ESG议题，成为机构关注的焦点。

主权基金将继续加码中国资产

与过去几年的调查结果一致，全球主权基金普遍在2020年加码中国，而且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潘新江称，在未来五年，40%的主权基金计划增加对中国资产的配置。75%的主权基金受可观的投资回报所吸引而投资于中国资产，另有57%的主权基金则将中国视作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的重要渠道。主权基金预期，通过新资本以及运用之前对北美及欧洲等发达市场的配置资金，以支持其增加对中国资产的配置。

与主权基金一样，各国央行也在继续增加对中国资产的配置，以在美元基础上实现多元化配置。尽管所有货币均受益于这一多元化趋势，但人民币是主要受益者之一，截至2020年底，人民币的平均配置比重为2.3%，而一年前则为1.9%。研究表明，超过半数（53%）的受访央行目前持有人民币，而2018年的比例为40%。

数据显示，今年6月债券通下日均交易量达305亿元人民币，交易笔数为6407笔，创出历史新高。全球三大债券指数均已将中国债券纳入其中，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占总托管量的比例提升至3.5%；北向资金今年净流入A股近2234亿元，已超2020年全年的2089.32亿元。多位国际资管机构的投资经理都曾对记者表示，以绿色投资趋势为例，中国具有最完整、成本更低的新能源车、光伏产业链，因此各国机构早前就已经出现了持续抢筹的现象。

未来，主权基金的配置可能进一步向权益资产倾斜。在疫情后，景顺的研究表明，主权基金的资产配置整体都发生了转变——固定收益配置比重从34%降至30%，股票配置比重则从2020年的26%升至今年的28%。另有30%的受访者预期将于未来12个月上调股票配置。

“主权基金一般都有一定的收益目标，尤其是例如养老基金（pension fund）等承担了一定负债驱动融资的机构，年化收益目标普遍要到8%~9%。因此在零利率环境下，寻求收益的需求越发强烈。”潘新江对记者称，主权基金增配权益、另类投资等将是大趋势。在美国大型基建刺激计划的推动下，越来越多主权基金开始考虑基建或地产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退出周期往往更长，但也可能匹配更高的回报。

ESG、气候变化因素越发重要

潘新江也提及，ESG和气候问题在资管机构的投资决策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景顺的研究显示，自2017年以来，主权基金及各国央行的投资组合对ESG原则的纳入比重大幅攀升。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在组织构架层面采用ESG政策的受访者比重急剧上升，主权基金从46%升至64%，央行则从11%升至38%。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主权基金及各国央行优先重视ESG；受疫情影响，近四分之一（23%）的主权基金及44%的央行提高了对ESG因素的关注度。

主权投资者对ESG承诺的践行方式因投资风格而异。仅13%的流动型主权基金制定了正式的ESG政策，相比之下，负债驱动型主权基金中79%设有ESG政策。然而，多数主权基金（57%）一致认为，市场定价并未考虑到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这可能会带来超额收益的机会。

一直以来，气候变化是ESG下的一个小议题，但从去年开始，无论是公司CEO还是投资机构，都将气候变化列为单独的议题。

其实气候变化的风险离投资者并不远。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此前就提及，加强对与投资者有关的两类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即实体风险（physical risk）和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实体风险指更加频繁、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对保险责任、金融资产和贸易中断产生的影响等；转型风险则是指向低碳直至最终零碳经济转型期间产生的影响，毕竟技术变化或政府政策转变可能促使众多资产被重新估值。

潘新江对记者称，气候变化的确是大型资管机构关注的头号议题。例如，气候变化是主权基金房地产投资组合面临的最大风险，甚至大过收益率下滑的风险。84%的主权基金在进行房地产投资时加大了对气候的考虑。在进行房地产投资时，亚洲主权基金最有可能报告其将气候变化考虑因素“完全纳入”尽职调查，这一比例为30%，相比之下，西方主权基金及中东主权基金的比重则分别为28%及0。

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要明确碳中和的定义，并要明确如何测算投资组合中的气候变化因素，“目前我们依靠外部的数据来源和公司的披露，但所有人披露的东西都不同，目前各国之间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